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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人也許認為佛陀思想充斥悲觀主義，對社會改革的力道及克服困境的作為太過軟弱無力，但是這樣的觀點忽略了印度當時社會的實際狀況(即使到今天印度的種姓制度還是存在)，而且缺乏對每個人所處環境不同的同理心(一個人要如何對抗父母的柔性壓迫？野蠻社會如何講究民主人權？)；佛陀對這一切採取的原則就是中道主義以及持續的消極對抗(不放逸)。

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之示現不只有諸葛亮這樣的積極態度一種而已。佛陀付法迦葉的真正原因，不是什麼拈花微笑，而是對迦葉堅持苦行的作法深深表示敬重之意。他自己雖已放棄苦行，卻希望以後的弟子們要不論結果的持續修行，即使不能像迦葉一般，也要精進不懈。「我不為一切比丘說不放逸行，亦非不為一切比丘說不放逸行。」本經中佛陀這麼說。他不對這些人說不放逸，是因為他們已經失去放逸的能力(不復堪能作放逸事)。

論母對此復分為有學無學二種。修行不放逸行，純粹是為了解脫；無學阿羅漢既已解脫，修不放逸就沒有必要了。若只是為了現法樂住而用功，那不能算是不放逸。至於有學，論母云：「於所修道，不由他緣，自然能修無放逸行」，這是因為他們雖然沒有辦法做到完全不放逸，卻也不必別人督促。對這兩種比丘來說，不說也等於是說了。

至於未得意而決定修不放逸的有學異生，有三點可以看出是否辦所應作，是否有真的在修不放逸行；還可以從二處看出在六處寂滅上頭是否有增上慢的現象。